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全球产业供应链几近崩溃。
疫情期间，原材料和关键供应的短缺，以及人力的缺乏，暴露了供应链将效率置于灵活性和弹性之上的潜在风险。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缩短国际产业链，因为产业链越长、节点越多，依赖性就越强，这种依赖性会造成企业的脆弱性。企业需要彻底改变思维方式，重新设计这些产业供应链的运作方式。
“反全球化”加速，经济问题政治化成为最大变量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企业在全球追逐低成本，或者追求高效率，企业基于成本将生产分散到多个地区和国家，这对其最终的成本来说是有利的。但此次疫情暴露出这种分散生产的软肋，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企业牺牲了生产的稳健和韧性。疫情使成本效益驱动型的全球化走向终结，同时地缘政治、外交冲突、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各类非市场因素已经成为企业开展业务时必须考虑的主要变量。
目前，“逆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很难逆转，全球经济预计将回到有限的全球化。
一、经济竞争演变成安全威胁
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将各国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内在脆弱性暴露无遗，全球化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是最脆弱的。
在现行全球化体系的布局组建和运行背后，蕴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相互之间的互信，从互联到互利，从互利走到互信。政治上的互信意愿，使双方在携手合作理念上更容易达成一致同盟，而不需要担心贸易会成为一种手段和武器，在战略上制约对方，成为一场零和游戏。全球供应链也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下才能实现效率和安全。所谓安全取决于营商环境的友善程度，当一切都是安全的时候，才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现在的“逆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脱钩”，即“去中国化”。此次疫情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体制的担忧从政治、军事、经济层面扩展到公众健康层面，从而会加剧与中国“脱钩”的意愿与行动，即使不是彼此的熔断器，起码也将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二、经济主权将重新得到确认
随着全球疫情发展，很多国家为阻止境外病例流入而开始“闭关锁国”，并重新考虑原有的产业链全球布局，要大力降低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性，强化本国经济的自主性。关系国民健康与民生安全产业的企业从国外迁回国内，关键产品的生产再本土化将成为发展趋势。
全球化原本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下，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等基本公共卫生医疗物资都生产不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没有了。疫情使各国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战略物资，必须保留哪些关键物资的生产能力，哪些物资的全球价值链必须回归本国。
疫情之后，绝大多数国家必定会重新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加速本土化或者回流到“同一阵营”的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
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回流
长期以来，欧美产业因国际分工出现的制造业空心化，出现了很多外包生产、离岸生产。如美国，其企业虽然有研发、发明创新上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制造商，很难在本国实现大规模量产，也使得制造业技术创新乏力，同时也剥夺了大量普通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此次疫情使该议题被再次提到日程上，如果回流目标难以达成，起码推动近岸外包。未来，美国企业会进行权衡考虑，将一些关键生产回输本土，或建立备用供应商，以减少公司对任何单一供应商或国家的风险敞口，提高供应的安全性。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引入这种额外的保障措施会降低供应链的效率，牺牲部分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它很可能会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高成本，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再工业化”也将使一些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供应链转回本土，而对附加值不高的的产品，为规避单一国家供应的风险，可能向其他国家进行多元化的生产基地转移，实现更好的生产平衡。
经济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的警示
此次疫情可能使反全球化思潮和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础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码，加速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导致全球化进一步退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将会显著弱化。
一、政治危机的挑战
当前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使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防范监管导向已超越对经济与风险的单纯考量，加入更多国家战略博弈的因素。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概念泛化，早已超出WTO规则体系中“国家安全”所指的传统范畴，加大了模糊性与人为干预的弹性，凸显出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特征，对全球经济的开放环境形成重大挑战。
外国企业未来除因成本驱动而将产业供应链靠近本土市场之外，还会考量政治因素，分散产业布局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改变过去仅依靠“全球单一工厂”这样的企业经营策略，产业供应链分散化将使部分产业供应链迁出中国。
二、产业供应链布局的简化与重构
由于水平分工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已经把产业链上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到了极致，所有链上的企业都受益于平稳运行时期的高效率，上下游的分工合作也越发紧密。但一旦发生全球公共事件，极致运行的产业供应链隐藏的巨大风险就凸显出来，全产业链发生“共振”，让原有分区域、协同生产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过大的物流半径距离也把产业供应链分离得支离破碎，给产业带来灾难性的倒退。
本次疫情中凸显的产业供应链“断链”问题，引发人们对产业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新思考，促使企业要改变过去效率至上的原则，转向基于效率和安全并重的原则，重新构建产业供应链。
产业供应链的调整虽然会带来短期阵痛，但一旦重新完成产业布局，企业的边际成本会再次下降，或许无法降低到全球化时期的成本水平，但至少也减少企业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而这种惯性的作用力会让他们更倾向于谨慎保守。处于资本对风险的厌恶，已经回撤的产业链条将难以主动寻求向外扩展，围绕产业供应链的建立或转移都将是不可逆的。
三、外部需求萎缩迫使产业调整
需求对供应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减弱，当前外部压力由供给侧向需求侧转变，压力的传导如同多米诺骨牌，下游订单减少，最终将对上游供应商造成打击。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中国现在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出口占到中国GDP的20%-30%以上。作为制造业大国，自身资源不足以支撑和满足制造业需求，自身市场亦不能完全消化自己的产品，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若失去巨大海外需求市场，并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中国将面临成本巨大的产业调整。所以中国企业未来还需要更多地去考虑市场多元化，其中决定性因素是消费市场的规模。
应对的方针与对策
一、提升供应链弹性
此次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使企业重新考虑供应链再造计划，权衡从产品质量和价格到物流和供应可靠性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谓的多元化，在疫情背景下，更多是为了安全，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
为分散供应链风险，提升供应链弹性将成为新的标准，供应链多元化将成为主流。如澳大利亚正在重新审视它们对中国供应的依赖，希望通过其他市场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把服务于非中国市场产能搬回本土或者向第三国分散，以对冲某个生产商或地理区域供应中断，或者是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中国企业也应当学习之，并有所布局。
供应链要有后备来源，尤其对关键性的特定资源和薄弱性环节。要列出关键资源及其供应来源的清单，制定关键资源的替选方案，采取多源供应等备链计划，从而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性、解决供应链的脆弱性，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二、缩短和简化供应链
全球产业链的复杂分工也意味着更长的供应链，环节多、距离远、时间长，必然会增加供应链断裂的风险。疫情后各国供应链可能从全球化的“长链”向如近岸外包和重归本土生产等“短链”方式转变，这种再平衡将使供应链被缩短、简化，可能短期内会削减利润，但会使整个供应链更具韧性。基于对需求市场的物流距离和便捷性上考虑的就近生产，也将给企业节省出大量成本。
三、调整库存策略
以往企业为了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通常会努力削减库存，为了效率追求“零库存”。此次疫情突发事件，使企业意识到库存策略要进行调整，任何时候都保持足够的冗余储备，以应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生产风险。
企业要谨慎经营，适当增加库存冗余以确保更大的弹性，这虽然会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但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突发的供应链断裂，维持正常生产。
企业要对提供关键资源的企业供应链进行压力测试，通过对供应链压力测试要素的分析，就恢复时间与生存时间的比较判断，预测供应链的需求与供应的匹配情况，来考察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
四、全球产业链向多个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转移
疫情暴露了企业生产全球布局的负面效应，将不可避免地促使企业主动回撤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朝着内向化趋势演进，构建区域内的闭环产业供应链以抵御“断链”风险。
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主要将围绕市场需求所在地集聚，纵向缩短、横向是区域化集聚，从而形成依托于区域性产业集群为主的产业链模式。企业应当选择具有交通运输枢纽、劳动力配置丰富、拥有生产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把产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集中到园区，在区域内形成供应商的水平分工和产业链内的垂直集成，这样做有助于防范应对不可抗力所导致的“断链”风险。
同时，高内聚的业内关联性、市场容量、产业要素互补性和流动性，也能推动综合成本下降。区域内集群本身形成的巨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规模，也可有效避免经营风险。这种利于各要素集聚配置的产业链布局方式，将日益成为产业链布局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产业链集群过度集中、庞大，也不利于产业转型和产品迭代升级，容易发生整体淘汰，经营风险也会相应加大。
